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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伦教授:健康中国背景下“全民健身”的实

2018-04-21 14:15栏目:全民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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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民健康管理”和“慢病靶向运动防治” 纵深进军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发出了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和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的行动号召,这实际上是要求体育部门和卫生部门突破一切藩篱和桎梏,以“体医融合”联手应对那些危害人民健康的“生活方式病”,这是新形势下对“全民健身”提出的最新和更高要求。
 
 
 
我国“全民健身计划”已经实施 22 年了,在弥补人民群众“体力活动不足”方面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面对不断攀升的“慢病发生率”和“巨额医疗支出”,传统的“全民健身”运行模式需要在“体医融合”的助推下实现“聚焦健康、联合行动、全民覆盖、精准发力”的重大实效化转型,以往的运作体系和方式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一、 关于“聚焦健康”
 
是指“全民健身”要突破以往只注重“场地设施建设”和“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以“娱乐性”、“社交性”、“广泛性”和“竞赛性”为主要绩效标志的运行模式,将“全民健身”的“焦点”定位于“人”和“人的健康需求”,定位到“切实改善和提高全体国民的身体素质”与“切实抑制慢病发生率和提高慢病生存率”这两大“全民健康”的核心议题上,一切工作都要紧紧围绕“增强国民体质”和“抑制慢性病”这两条主线(前者是“初心”,后者是“绩效”),大幅度地提高“全民健身”过程的科学性、可及性和实效性,大幅度地提高“全民健身”的“健康绩效可测性”,抓实抓好,抓出显性的“健康绩效”。
 
 
 
二、 关于“联合行动”
 
是指“全民健身”要突破以往“孤立封闭”、“自娱自乐”和“健康循证不足”的运行模式,实行“体医融合”,在“生命科学技术”、“医学技术”、“信息技术”和“医保金融”等工具的配合下,合理分工,向“全民健康联动管理”转化。医卫部门负责“健康筛查”和“疾病诊断”并提供对症运动健身的“安全建议”,而体育部门负责“全 民健身”的具体实施,重点是“指导”、“服务”和“监督”普通人的 “可持续运动锻炼”;同时要根据权威部门认定的“安全建议”组织实施针对慢病人群的“对症运动干预”。要确保联合行动的“安全”、“有效”和“依从”。
 
三、 关于“全民覆盖”
 
是指“全民健身”要突破以往“各管一段”、“持续有效性不足”(全生命周期覆盖率不均衡)、“组织化程度不高”、“刚性不足”(或者说是“依从性不足”)和“深入基层难”等问题,切实解决好运动健身“刚性覆盖”全人群、全时空和“全生命周期”的难题。具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的政策可以抓紧制定:
 
第一,实施法律治理。可以考虑将【全民健身条例】提升成为由全国人大颁布实施的【全民健身促进法】,重点解决全民健身的“跨部门和行业的协同性、权威性不足”以及“民众依从度不高”的问题。
 
第二,实施长周期、累积性健身行为与社会福利挂钩的激励政策。建议立即开展建立【中国公民运动健身积分卡制度】的探索。
 
做法之一:联合所有设计和销售“健康保险”产品的健康金融企业,按照公民的“运动健身行为积分”(根据“FITT 原则”和“个人历史医疗支出”等指标进行设计)制定“保费阶梯优惠比例”;即“赔付额”不变的前提下,投保人的“运动健身积分”越高,所支付的保费就越低。
 
做法之二:在体育彩票公益金比较充足的地区,可以实施“公民运动健身积分”越高,对个人的现金奖励也越高的“梯进奖励”办法。此法还可以延伸和推广到“家庭”、“单位”及“健身组织”中去。
 
做法之三:探讨将“公民运动健身积分”与各种国民社会福利项目挂钩的可行性,即给“公民运动健身积分”赋值。例如,“积分”到达一定水平者,可以扣减“个人所得税”或者冲抵“体检费”乃至“医疗费”等。
 
 
 
上述政策的制定和推出,将有助于“全民健身”真正上升成为“国家战略”,也更能体现国家对公民的关怀和激励,最终将大大助推国民的“自律性科学健身”。具体的“可计分行为及其认定”、“积分累积办法”和“积分奖励标准”等操作政策可以由体育部门联合保险公司、电信企业、移动设备制造商、移动软件设计商、卫生部门、教育部门、民政部门、交通部门、公安部门和各种健康服务企业共同商定。
 
第三、实施“全民覆盖”工程。要在具有“依从度高”优势的医疗卫生部门的指导和配合下,由体育部门集结所有经过认定能够提供科学健身服务的社会专业力量深入到所有的基层,真正做到把所有人的“常动”、“嬉动”、“业动”、“健动”、“竞动”和“医动”有机、联通、连续、一致、有组织地“管”起来,消除各种相互抵触和抵消的不利因素,以实现“全民健身”的“全民覆盖”和“连通一致”。
 
四、 关于“精准发力”
 
是指“全民健身”要集中精力解决以往“集中性娱乐活动为主”、“健康主题缺失”、“人群针对性不够”、“核心干预技术不足”等问题,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健康痛点”问题开展工作,以“增强体质”和“慢病防治”为焦点,在卫生部门的指导下,筛选出与“全民健身”密切相关的“体质弱项指标”、“主要慢病发生率”、“主要慢病改善率”和“主要慢病医疗支出率”,针对不同的人群,实行“对症下药”的、以 FITT 为“剂量”的、配合其他生活方式干预的个性化“处方健身”。
 
既要打造针对健康人群的“普适性全民健身服务包”和“分人群健身服务包”,也要注重开发经过医卫部门充分认证的针对慢病人群和残疾人群的“靶向性功能体育服务包”(或者叫“对症性处方健身服务包”,认证的标准有“循证对症”、“安全有度”、“量效对应”和“环境匹配”等。
 
上述“全民健身”核心技术(也是科技政策)的推出已经刻不容缓,必须立即组织全国的技术力量进行“攻关”开发,并要大规模地培养具有公益心和真正掌握“体医融合”性的“运动健康核心干预技术”的基层服务人才队伍,务实、高效地把“全民健身”推向纵深。
 
 
 
就体育和卫生这两个部门的人员来说,必须充分认识的是:“体医融合”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项技术,一项为呵护人民健康而必须大力发展的“智慧共享技术”。此背景下,体育界人要跨越知识和技术的鸿沟努力成为熟练掌握“生活方式医学”的“准医疗专家”,其中一项具体的人力资源政策就是升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到“运动健康指导师”,措施之一就是要把现在的“行政认证”和“荣誉认证”更换为“干预技术认证”和“服务规模和效果认证”。而作为“生命守护使者”的医疗界人则更应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成为深谙“生命在于运动”之道的“科学运动健身专家”,彼此交融才能有更大的作为。国家应当尽快出台促进“体医融合技术”的跨部门(行业)的、可操作的实质性政策措施。
 
作为领导机关和政府官员而言,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全民健身的本质在于促进全民养成“持续、自觉、规律化运动健身”的生活方式,鉴于民众结构和代际更替的高度复杂性,这是一项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长期而复杂的“智慧”使命和“技术”工作。官员把“全民健身”当成“政绩工程”本无错,只是应当深谙这项“政绩(民心)工程”的本质在于“公共服务”的实效性(即运动干预的健康有效性),这是一项长期而动态的“技术工作”,强化“全民健身”核心实用技术的开发、应用、推广、普及以及升级和更新应当成为“精准服务”的要务。
 
从这个视角出发,“全民健身”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把“运动”和“生命”及“健康”有机地“融合”起来,让所有的国民都成为掌握“体医融合”技术的“健康运动员”,这也是今天必须推行“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缘由所在。
 
其他具体政策建议议题见附件。
 
附件:政策建议议题
 
1、 整合全国力量,成立生命科学、运动科学和社会科学“三位一体”的跨学科【运动健康研究院】(科学研究和专业指导的国家平台),将“国民体力活动水平”纳入“流行病学调查”或“国民健康行为追踪调查”的范畴,围绕国民的“运动安全”、“运动有效”和“运动自觉”这三大主题开展深入、细致、实用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行动研究”以及高中端人才培养,建立中国人“运动健康数据库”和“最佳运动健康模型”,深入研究“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如何实现“科学化、常态化和持久化”的机制问题,定期形成战略报告,作为【健康中国 2030】的配套性操作指南。
 
2、 强化“全民健身”的联动性、权威性和顺畅性,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设立【全民运动健康委员会】或【全民运动健康联席会议】,由体育、卫生、教育三大部门牵头,吸纳民政、人社、环保、高校、中小学、工会、妇联、残联、社区(乡镇)、医院、保险、媒体、健康健身企业等机构的人员参加,切实研究和解决“全民健身”与“健康服务”(健康筛查、营养指导、健康教育、环境治理、信息技术、心理咨询、初级治疗)全面对接过程中的各类“障碍”问题。
 
3、 贯彻“生命过程运动伴随”(即“运动促进健康融入一切社会政策”)、“整合协同滚动治理”、“优先人群靶向干预”和“监测评估重在绩效”四大原则,实现“分工合作、资源共享、统一步骤、政策配套、效果落实、成就共享、问责有度”。
 
4、 改造“全民健身绩效考评系统”,强化“健康绩效驱动”和“一体化干预效果追踪机制”,建立“群体运动促进大健康”的“健康收益”循证数据库或案例库。制定目标导向的考核办法倒逼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可以试行“四个纳入”:
 
将居民“肥胖和超重率”控制作为全民健身工作的年度考核指标纳入各级体育主管部门的“关键业绩指标”(KPI),接受第三方机构的评价;
 
将“慢病发生率”的控制作为全民健身工作的中期性考核指标(3-5 年)纳入各级体育主管部门的 KPI,接受第三方机构的评价;
 
将“居民医疗支出”控制作为全民健身工作的长期性考核指标(5-10 年)纳入各级体育主管部门的 KPI,接受第三方机构的评价。
 
将“特殊人群(经济弱势人群、疾患人群、残疾人群等)运动健康干预服务”的覆盖率作为全民健身工作的专项考核指标,定期不定期进行,接受第三方机构的评估。
 
5、 制定“全民健身融入所有政策”的政策框架和实施细则。大致包括十个方面:
 
融入财政政策:补贴运动健康食品、运动装备和器材生产、运动设施建造、非机动出行方式和“运动促进健康长效积分”等项目,取消对不利健康的产品如烟叶和烟草产品等的补贴。
 
融入农业和食品业政策:生产并营销运动健康食品;减少(半)加工食品的含盐量或使用低钠盐;降低食品中的反式脂肪含量;为农业和食品生产保留足够的无污染土地面积;实行烟草作物替代等。
 
融入环境政策:制定实施更加严格的运动环境标准;鼓励或要求城市规划部门和房地产开发商在其项目中纳入绿色运动健身设施。
 
融入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政策:优化道路、交通和住房规划,减少损害环境的排放以及降低交通伤害,提高对运动伤害的卫生服务可及性;创造更好的交通环境,包括提供骑车和走路的机会、建设更加安全、更具活力的社区,提供便利的健身设施。
 
融入教育政策:拓展学校体育活动项目;改善学校膳食和营养;培养足够数量的“体医融合”专业人员,使其具备慢病防控的必要技能。
 
融入社会保障政策:扩大初级卫生保健层面的“运动防治慢病服务”的覆盖面;扩大社区层面、家庭层面“运动防治慢病”和“运动健康管理”等服务的覆盖面。为经济弱势群体、慢病(残疾)患者免除预防和门诊服务所需的共付费用;实施医疗保险为慢病(残疾)临床管理的规划、记录和协调付费;根据慢病(残疾)发生率或负担调整卫生资源(金)分配额度,逐步过渡到“运动和健康费用单一支付方”制度。
 
融入立法和执法政策:针对“全民健身不作为”的机构行为和“运动健身不参与”的个人行为,制定【全民健身促进法】和【全民健身义务法】等相关法律,加强现有相关政策、法律和规章的执行,严格惩戒破坏和干扰全民健身的不法行为。
 
融入新闻和媒体政策:规定媒体义务,制定媒体发布的“科学性”标准,发布媒体“健康传播”操作指南,促进与不锻炼、吸烟和酗酒等不健康生活方式相关的社会风俗改变,倡导积极运动的健康生活方式。
 
融入职业场所的公共卫生政策和福利政策:修订【职业健康与工作安全条例】,突出工作场所“运动健身”的必要性,在招工招聘中实施“运动健康行为和效果考核”。
 
融入体育活动政策:一切体育活动均要体现“持续锻炼”、“健康安全”原则,完善“基于健身(健康)行为的体质健康监测体系”,加强“健康筛查”和体育活动的“连通一致性”,试行所有体育活动设立“坚持锻炼和健康成果奖”。
 
6、建议体育部门在“十三五”期间推进的若干具体行动:
 
(1)尽快规范和构建基于国民体质监测数据的、以信息服务和媒体传播为主的“全民健身信息互动平台”,方便公民获得运动健康科技服务。
 
(2)实施以“更透彻的感知(可穿戴设备)—更广泛的互联互通(移动互联)—更深入的智能化干预(实时反馈)”为特征的“居民智慧型运动健康计划”。
 
(3)制定“动医结合复合型专业人才”的认定标准,按人口比例设置“专业岗位”(运动健康指导师),积极开展专业培训和职业再培训。
 
将针对慢病的“运动处方”纳入国家“全科医师”培训计划,并将开具“运动处方”作为“全科医师”和“家庭医师”的标准服务配置;
 
改革体育院校的课程设置,开设“生命科学”、“替代医学和技术”、“积极心理学”(运动的依从性和粘性研究)、“运动量效科学”等课程,界定“运动健康技术”和标准,加大“信息技术”和“社会传播技术”的训练,培养专业的、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变迁的“运动健康指导师”;
 
强化所有“社会体育指导员”和“运动健身指导从业者”的“预防保健”和“康复医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
 
(4)倡导“共建共享”,各地 CDC 和有条件的社区医疗机构设置“运动健康测试和指导站”,鼓励健身企业把“健身健康俱乐部”(民办非企业)开到社区里。
 
(5)将“医疗体检”(疾病筛查)和“体能检测”并轨、“健康档案”与“食动档案”合并;“医疗服务”和“医疗支出”匹配;开设“运动健康投资险”,让坚持“有规律的科学、适量运动”并达成保健(养生)、预防和康复等“健康目标”的投保人得到“高回报”。
 
(6)研制“运动健康城市”、“运动健康社区”和“运动健康家庭”等指南和验收标准,定期进行评选,优秀者给予重奖。
 
研制“公民运动健康素养”的内容和标准,大力推行“运动健康公民”评选,为社会树立模范和榜样。
 
针对“运动不足”人群制定专门的“促进和奖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