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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研究广场舞:填补中国学术空白

2018-09-30 16:41栏目:全民健身

他是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访问学者——黄勇军。2012年,在组织学生进行一场以“自由主义”为题的辩论时,涉及到了广场舞话题,辩论变得异常激烈。

黄勇军认为,广场舞背后涉及自由界限、公共空间、老龄化、空巢化等问题,几个星期后,他在课堂上招募志愿者,决定以广场舞为核心进行社会调研。

高校教师研究广场舞:就是要填补学术空白

自费

“我就是要做中国没做过的研究。”在长沙爱民路的艋舺咖啡厅,黄勇军把这句话说得异常响亮。

这个16人组成的调研组,除了黄勇军的妻子米莉,基本上是学院学生,“无经费、无项目、无官方认可,三无状况。”他说。

学术体系立项必须先申报,通过审批后再拔项目资金,“我们没申报,申报了也不可能拿到。”在许多人眼里,广场舞的研究并无学术价值。

就在今年,研究成果出来之前,夫妻俩试图找人,寻求一些出版资助,“别人觉得没什么好研究的,不登高雅之堂,觉得研究广场舞就是不务正业,不给批。”

黄勇军身着一件粉色衬衫,坐在咖啡厅靠窗的位置,妻子米莉穿黑色裙子,坐在他旁边。

“这是个冷热点,说它热,是因为谁都知道,说它冷,是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么多人跳,但没人知道她们为什么跳。”他思维严谨,眉宇间透出坚毅果敢。

据统计,全国广场舞友超过1亿人,主体人群是30—65岁中老年妇女,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或许每个家庭都会有老人加入到广场舞群体中去,广场舞无疑会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

黄勇军自己准备了资料,自费打印、复印,买笔记本分派给学生,“虽然是自费,其实也没花多少钱。”他补充说。

16个人的团队,调研了三个省、八个地区的近20支广场舞团队。谈到整个调研过程,米莉笑了笑,“参与的每个人都很有收获。”

调研

对于广场舞的存在,调研组成员观点各异,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我们最重要的不是统一思想,而是表达自己的观点,每个人可以按自己的兴趣点切入调研。”

经过几次课堂讨论及会议,黄勇军着手对学生进行培训,“首先是要进场,参与到广场舞团队,在外面是看不出门道的,如果你直接找她们,说做调研,没人会理你,这就需要方法。”

得先和广场舞团队中的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打好关系,努力成为她们中间的一员,再就是长期坚持与她们跳舞。

“还得多与她们交流,了解她们的生活,帮她们干干活,如收场地、下载歌曲等,大妈就会觉得这小孩挺可爱的,就会接纳你。”

黄勇军说,广场舞倾向于熟人团体,一般不会设有门槛,“但一般新去的人都会站在最后一排,跳得好、活跃的人会被鼓励站在前排,所站的位置代表了在团队中的身份。”

也有些跳得不好的,却坚持自己领舞,“其余的大妈就会起哄,说你跳得不好,得换个跳,有些不服气的还在网上下载视频,指出领舞哪里跳得不对,领舞觉得没面子,说那我不领了,跟着你们跳,便从此退出江湖。”

大妈们很大一部分社交也在团队里,她们会分享许多生活琐事,如谁做的菜好吃、谁家里有什么矛盾,或孩子怎么样之类,通过跳广场舞,她们还获得很多人脉。

“广场舞团队里有一些隐形的权力,如谁的孩子是干啥的,说不定跳个舞,就把家里或朋友的事给摆平了,意义和成就感会不一样,跳广场舞的人都活得比较快乐。”

当然,有些团队也会慢慢分拨、散掉。

“一开始是三五个人,拿一个音箱,在别的团队学了些东西,回来开始跳,跳的人越来越多,就牵涉到会费的管理、音乐的选择,人越多越难商量,必然产生分歧,时间久了就分拨或解散了。”

团队会因为领头人的社会身份不同而获得不同资源,“官太太团队就会比乡镇的团队有更多机会拉到赞助,虽然钱也不会很多。”

通过细致地调研,黄勇军结合自己的学术背景,得出了一系列结论。

高校教师研究广场舞:就是要填补学术空白

学术

黄勇军认为,广场舞大妈年少时都曾经历过集体主义的狂热,改革开放后,又经历多重“断裂”,逐渐进入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