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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前 509名解放军何以荷枪实弹提前入港?

时间:2017-09-11 11:05 香港 作者: 广州2010亚运会(www.gzapg2010.cn)

本文标签香港  外交部  回归  


(原标题:香港回归前,509名解放军何以荷枪实弹提前入港?)

23年前的3月11日,陈佐洱一家三口从北京登机,飞向正成为世界焦点的香港。当时,距离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还有将近3年4个月。他的使命是,赴港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负责磋商香港政权交接的具体事宜。

后来,每逢香港回归的纪念日,便是这位当年谈判高手的忙碌期。

陈佐洱是半路出家。他生在上海,长在厦门,伯父陈伯吹和父亲陈汝惠都是知名作家,堂兄陈佳洱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三弟陈佐湟是新中国第一位交响乐指挥博士。

香港回归前,509名解放军何以荷枪实弹提前入港?

2017年,陈佐洱在上海老家

台湾记者李永得和徐璐与我握手,歉意地说:“让你们久等了。”我迎上前说:“欢迎,欢迎,等你们38年了!”

高渊:你的港澳台工作经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陈佐洱:那是1987年9月,当时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台湾《自立晚报》派出两个记者取道东京前往大陆采访。这是两岸隔绝38年后,第一次有台湾记者来公开采访。

做梦也没想到,协助他们采访的任务会落在我肩上。当时,我刚从福州到中国新闻社总社工作,职务是福建分社社长兼总社港澳台部主任,一面工作,一面熟悉总社的运作情况,准备去中新社一家驻外分社工作。

高渊:为什么会派你出面接待?

陈佐洱:记得那天是中新社王士谷社长找我谈,郑重其事地说,有两位台湾记者要来大陆公开采访,中央对此很重视,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直接负责。考虑到台湾《自立晚报》是民间媒体,而中新社也是大陆民间性质的媒体,实行对等接待。

王社长告诉我,《自立晚报》派出的李永得和徐璐两位记者,李永得是一位部门主任,而我正好是负责对台新闻的部门主任,所以由我作为中新社的代表。

高渊:当时接待有什么必须遵守的原则吗?

陈佐洱:有两条。一是确保自由采访,李、徐想采访谁,到什么地方采访,都要尽量开放和满足;二是确保两人的人身安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邓小平同志定的。

高渊:过程还顺利吗?

陈佐洱:他们是9月14日下午3点50分,从日本东京登机出发的,途经上海再飞北京。因为机上有重要旅客,所以这个航班在上海多做了一次客货安检,一直到15日凌晨0点56分才抵达北京。

我和中新社的同事是当天傍晚就到首都机场等候了,还来了很多国内外媒体。子夜时分,机舱门一打开,李永得和徐璐与我握手,歉意地说:“让你们久等了。”我迎上前说:“欢迎,欢迎,等你们38年了!”

高渊:这句“等你们38年了”,是事先想好的,还是当时脱口而出?

陈佐洱:是脱口而出的,我根本没有细想。因为已经等了4个多小时,加深了焦虑和期待,的确是久等的感觉,飞机晚点嘛。

但这话一出口,立刻被世界多家通讯社援引,很多报刊以显著版位报道并加以评论,国内各大媒体在内部也炒得很热。

高渊:听说还引来不少批评?

陈佐洱:当时,中新社在宣武门新华社大楼里办公,中午去食堂吃饭时,就听到有人背后指指点点,“就是这个人说等台湾人等了38年,是什么阶级立场?”中新社里面也在议论,我内心忐忑不安,只想埋头工作,帮两位台湾记者联系好采访。

后来听说,邓小平同志肯定这句话说得好,我悬在半空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高渊:那次台湾媒体的“破冰之旅”,是否客观上也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

陈佐洱:台湾记者采访结束后,一下子北京有好几个单位要调我,中央台办要我去负责宣传,当新闻发言人。但我最想去国务院港澳办,因为香港还有10年就要回归了,我工作到退休年龄前还赶得上全过程。1987年底就去了,1988年1月正式上班。

高渊:当时鲁平在港澳办?

陈佐洱:对,我去港澳办跟鲁平很有关系。我在中新社总社的时候,宿舍对面就是鲁平的家,他当时是港澳办秘书长。有时候我去他家串门,就认识了,他也知道我怎么接待台湾记者,就向港澳办党组推荐了,请党组书记李后专门来考察我。

我去了之后,是一个处级干部,没有具体职务,在基本法草委会秘书处工作,实际上负责秘书处。几个月后,任命我为副司长。

英国“玫瑰园计划”投入过于巨大,倾尽香港财力,留给未来中国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只有50亿港币。还要大规模举债,让特区政府偿还。中央高层的意见很明确,不能“你请客,我会钞”。

高渊:第一次参加中英谈判是什么时候?

陈佐洱:是1990年下半年开始的香港新机场建设谈判,一直持续到1991年。当时,我先后担任港澳办一司副司长和司长,这个司负责经济事务和调研工作。

这项谈判起初是由中英双方派出专家组、政府工作小组出面谈,英方谈判组长是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次官伯恩斯,相当于司局级,跟我对等。这是我第一次担纲谈判首席,不敢有丝毫懈怠。

高渊:当时,为何中方反对港英当局的建设方案?

陈佐洱:香港原来的启德机场地处人口稠密的市区,中方在80年代就建议港英当局择址建设新机场,但对方并不积极,可能不想种了树让后人来乘凉。

但到了1989年后,英方处心积虑“光荣撤退”,抛出了一个所谓“玫瑰园计划”,主要就是建设机场和港口。

这个计划最大的问题是,投入过于巨大,可以说是倾尽了香港的财力,留给未来中国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只有区区50亿港币。不仅如此,还要不封顶地大规模举债,让特区政府偿还。对此,中央高层的意见很明确,建设香港新机场不能“你请客,我会钞”。

高渊:和伯恩斯谈了几轮?

陈佐洱:和他谈了两轮,地点都在北京,但双方分歧严重,没有谈成。分歧的焦点是,英方坚持认为,就跨越回归的重大事项和中方磋商,会损害英国对香港的有效管治。所以,虽然双方谈判人员都夜以继日地工作,但大原则定不下来,协议依然遥不可及。

伯恩斯人高马大,一脸营养和修养都很好的样子。他有一次以近乎恳求的口吻跟我说:“后天是我太太的生日,孩子们都会回到伦敦,我们能不能互相让一点,让我回去和他们一起度过这一天。”我当即表示会尽力,但遗憾的是,没能缩小彼此的分歧。

高渊:怎么打破僵局呢?

陈佐洱:到了1991年6月,双方提升了谈判级别。英国派出首相外事顾问柯利达,中方是鲁平,他当时已经是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我作为鲁平的助手参加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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